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宋朝评价很高,然而教科书的评价却很一般?
譬如网上流行的这些所谓“历史真相”:
宋朝外战胜率75%,军事打击能力远迈汉唐。
冉闵拯救了汉族,不然汉族就被二十万包含妇孺老幼的羯人吃光杀光了!
周朝是吐火罗人建立的,牧野之后无华夏!
元清非中国,华夏正统在日本!
夏朝是古埃及,中国文明来自埃及!
隋朝和唐朝是鲜卑人建立的,明朝是回族建立的!
成吉思汗杀了上亿人,蒙古人只会屠城,打仗只会骑马射箭放风筝!
蒙古人本来是战斗力凶残的白种人,由于他们经常屠杀外族成年人,抢掠外族的小孩,现在变成了黄种人,所以战斗力不行了!
如果不是元朝和清朝野蛮人的统治,中国早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现在殖民地遍布宇宙了!
………………
这些是不是很招人眼球啊,你要写的跟教科书一样,就没啥噱头了不是,毕竟网络上造谣的成本是很低的。
另外。
再说教科书上对宋朝评价也不低啊,我依稀还记得教科书上说宋朝是封建文化的昌盛时期什么什么的。
平心而论,现在的历史已经对宋很客气了。
这是北宋版图
然后是汉、唐以及明的版图
中国历史上能算上大一统王朝的,基本上都做到了“老子看上的地方都打下来了”,并且基本上冲出了长城。就这一个幽云十六州终宋一朝都没收拾明白,西边的河套被西夏一堵上,西进根本没戏。
宋粉总是在说宋代经济如何牛逼,制度如何人性化,怎么就不能超过唐朝了?
大哥你别搞错了,宋朝这版图,没有那些优势的话,他凭什么作为“正朔”出现在课本上?
这是南北朝时期疆域,历史上叫这个时期南北朝,而不是把宋齐梁陈作为正朔来讲的。
下边这张是南明,历史上也是把明朝历史结束在了崇祯,而不是把南明的历史再讲下去。
你再看南宋
这占有率说实在的,真就是一割据政权的体量。然而历史仍然把南宋当成正朔来讲,还把唐、宋并列,而把辽、金、西夏我觉得已经很够意思了。
既然有人不明白为什么要以疆域评判王朝,那么不妨好好讲讲。
版图意味着帝国统治的地域,以及地域上的人口、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又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人民生活富足了,有时间思考生存以外的问题了,才会有文明文化等等上层建筑的诞生。
所以,为什么要评判疆域?因为疆域是基础。我今天说其实有个北夏帝国,领土面积10平米,人口1位,皇帝兼宰相兼天下兵马大元帅兼所有官职兼百姓1人,就是我。本帝国尊重文人,民主开放,治国理念绝对的先进文明。你怎么评判这个帝国?这根本就是我坐在屋里撒癔症呢好么!就算我真有什么领先全人类的理念,没有版图没有资源没有人口,这就永远只能是想法,而不会成为文明。
批判清朝文字狱,这当然没问题,文字狱是禁锢进步思想的很大一块原因。但是别忘了,为什么清朝皇帝能够搞文字狱。因为你汉族政权的版图已经被清朝吃掉了,想延续明朝那种士大夫朝堂怼皇上怼得起飞的文化,请到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去搞。在清帝国地盘上谁来那一套,直接剁了。
这就是版图丢失的极端结果——灭国,什么文化,什么传统,就问你留发还是留头?你可以说中华民族文化没有中断,但绝对没法说这个传承下来的文化没有受到外族的影响,更别说这个影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只不过时间一长旗袍还搞出花样来了,成了一种中国式的性感。黄飞鸿一甩辫子一撩马褂,还成了中国人民抵御外辱的一个剪影。
不要以为文化可以脱离版图存在。台湾划给日本,之后我们再收回来,发现岛上皇民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地往外冒,最近菜籽儿居然搞出了个打着青天白日旗祭奠台籍日本兵的闹剧。香港回归20年了,你看看港独打的是什么旗子?
也不要觉得苏联是什么反例,就说抵御外辱,苏联把纳粹从莫斯科一直怼到柏林,宋朝要有这本事,今天我们也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了。哦,至于为什么苏联能在屡战不利的情况下生存反击,我想没人会忽视掉其庞大的战略纵深吧?
就说元灭了宋,中国好像差点就变成伊斯兰国家了吧?安西王阿难答,忽必烈之孙。元成宗死后,与孛儿只斤?海山争夺帝位,失败之后被杀。这位安西王皈依伊斯兰教,对于该教在其领地(宁、甘、陕、川)传播有极大作用,如果他当了元朝皇帝,伊斯兰教恐怕会成为国教。最后阻止这事发生的,到底是伟大的中国文化呢?还是蒙古贵族权力斗争的利刃呢?在我看来,当时的经官方书面认定的四等汉并没有什么资格去管这事。阿难答赢了,中国推广伊斯兰教,海山赢了中国继续推广佛教。汉族的那些儒家思想,往后靠。
另外拿经济文化说事的,我已经说了,宋朝的经济文化确实牛,所以他才能扛着一个部分统一的缺点和汉、唐、明站在一个梯队,而不是被定义成彻头彻尾的割据政权。然而,也别觉得那些文字真能有多大力量。毕竟幽云十六州最终是靠个乞丐+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拿回来的。宋朝这版图搁在这有人说片面,难道还非要把版图背后的外战成绩摆出来么?
帝国有多大版图,就意味着他能拥有多少资源,养活多少人民来传承自己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辽阔的版图是强大帝国的必要条件。宋朝如果连这个必要条件都没有,宋粉们吹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注意一点?
既然被 @忠武腹心薛直老 提到了,不妨再说说。
这是直老的原文,说白了,就是为什么不分析一下题主抛出的两个小问题,直接回答教科书不待见宋朝的大问题。
这很难理解么?你连盛世是什么这种大问题都不知道,拿两件小事讨论宋朝,不是胡闹么?
盛世的标准是什么?首先是版图,然后是人民生活水平,最后才是什么变法改革之类的小事。有人说王安石不是小事,请问变法是为了什么?答,变法是为了国家强大有力,治理高效公平。那变法之后这俩目标实现了么?没有吧?没有,你和我说这是什么大事?最多是件动静很大的事而已。
题主这个问题,用足球的话说就是,为什么央视评论对大宋FC如此不好,我看上半场那几个抢断盘带什么的挺好啊,怎么央视对大宋FC评论很低呢?
我告诉你,很简单,因为在和塞北联的比赛中,大宋FC大比分落败。你那个什么抢断盘带根本没有转化成进球,所以对整场比赛的影响是0。
然后有人问为什么不分析下那些抢断盘带?分析了有用么?你架子玩得再花,进不了球就是扯,我还分析你这个动作到底做的好不好?有病?
教科书评价很差吗?四大发明有仨是在宋朝讲的吧?宋朝的天文仪器、宋朝的针灸铜人、宋朝的火药武器、宋朝的航海技术,是不是都是世界第一?《梦溪笔谈》讲物理的时候是不是要提一句?讲地理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讲一讲?那讲自然的时候是不是也落不下?
唐宋八大家,宋朝的得讲几个?
王安石变法一直都是高度评价吧?
宋词、宋诗、宋朝的史学成就是不是重点?
宋朝的书画艺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宋徽宗的花鸟画跟瘦金书、《清明上河图》是不是哪本教科书都要讲一下?文人画的起源。
我读的教科书少,语文里收苏东坡的诗词多少篇啊?策论收了几篇?散文收了几篇?全文背诵的有多少啊?前后赤壁赋要不要全文默写?
《满江红》不知道语文教科书是什么时候讲的?爱国主义教育里面还讲岳飞抗击侵略不?文天祥讲不?对了,正气歌是不是语文教科书里还要提一下?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知道还全文背诵不?范大老子的名头是不是还要在历史教科书里讲一下?
湖广熟、天下足。这句民谚是不是在讲宋朝对南方的开发?
我读的书少,不知道这些东西在教科书里是怎么评价的。
贵宋立国三百年,生于不义死于耻辱。
就割地!就赔款!就称臣!就纳贡!就要全家浣衣院劳模!
二世霸气睡人妻,北伐之后驴车归。
祖辈弃燕云,徽钦弃华北,桧狗送老婆,构妹是阳痿。对外战胜率70&就是得赔款。
中原百姓何辜?被汝等卖与蛮夷?
大辽大夏大越大金大元齐上阵万国来操。
文人大师地位高,宁与士族治天下不与泥腿让分毫。好男儿不当兵,谁能打就弄死谁。
经济虚胖,土地年年兼并,农民起义军表示我宋GDP占全球百分之八十我饿死也幸福。
意淫小说满天飞,杨家将、寡妇将,吊打蛮族一百遍该交保护费还得交。
住嘴!我大怂资本主义萌芽谁堪敌手?皿煮之后全家裹小脚!
因为编教科书的学者都不蠢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袁腾飞。。。。陈寅恪认为中国好的制度在汉唐,皇权相权分配合理、经济财制可圈可点,国富兵强也有繁荣的盛世。宋本身混乱的制度、疲软的财政被连年巨大的军事压力压垮,而南宋时期纳着巨额岁银赔款偏居西汉时还为中国所不齿的蛮夷东南,经营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临安,发展出了朱熹、二程为首的理学思想,就是其历史成就了。而再一对比汉武时霍去病封狼居胥、东汉窦宪勒燕然山,乃至陈汤甘延寿“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震怖西域使其几代不敢东犯,读宋史直观感受恐怕就是弱、辱、难受了。王、欧阳改革也好,经营江南也罢,研读为鉴是应该的,谬赞就真做不到了。网图。事实上南宋只算是个中国范围内割据势力,不再是大一统王朝,长期失去中原后连正统性都受到了自己人的怀疑。
你提到的改革与治世,确实是宋史研究的重点,但以此作为根据将宋与汉、唐相比较,实在是难以立足。你可以看下宋的年表:
基本上在真宗之后,宋的统治就在走下坡路了。你说的评价应很高的仁宗时期,需要注意从1038年党项西夏称帝不再臣服于宋开始,北宋就进入了战为主和为辅的全局性紧张局势,连年的外战加上不良的内部军制、经济制度导致财政吃紧。在到灭亡的近一个世纪间,北宋事实上一直在巨额军费与雪上加霜的岁银造成的财政泥潭中挣扎,军费开支一度超过财政收入的75%,王安石倡民兵练习削常备军也是此背景下无奈的必须之举。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等的改革是为挽救步履蹒跚的王朝之务所迫,虽然其中很多内容是现实有效、甚至具有超时代意义的(比如提出科举仅以儒家经典为题却要选拔出地方、财政、内务等等方面官员人才,既不合理也不实际,要增加律令考核),但相权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反复换手,实际改革执行效率不高,很多措施最后也又被废除。而宋的改革也并不是受到皇权的制约,更多是来自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大地主富商、地方大员乃至维系王朝的肱骨大臣的反对,大形势不变,改革派的尝试最多只是为宋勉强续命。
至于你说的哲宗,他继位时才8岁,大权落于后宫,而且没多久北宋就灭亡了。那时情况有所改善主要也是来自于辽被金攻击从而北方压力较小(彼时辽宋关系已经缓和,辽以盟约向宋求救但被宋拒绝,依然想按传统的坐观游牧民族内斗收渔利方式对待已高度汉化的辽),太后党的各种举措其实已经对局势没什么大影响了。随后就是二帝了,水浒和说岳的背景,和繁荣盛世怎么也挨不上吧。
南宋唯一的机会在于岳飞,如果高宗与其朝廷能给予当时的北伐抗金足够的支持,也许有一定机会恢复一些北宋的领地,光复中国做回正统(丢失中原后南宋的正统地位其实也是处于质疑中,陈亮就有所谓“不幸而奸之,至于挚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之论。)。失去这个机会后,南宋注定就是凭险偏安一隅观望北方王朝动向混吃等死了。
总以言之,宋时国贫军弱,只有太祖后三代能算相对强盛,之后就一直处于相对北方游牧民族王朝的弱势,被迫签订了无数“不平等条约”,几乎背着岁银赔款度过了大部分的岁月,甚至屈辱地接受了臣服的地位,直到采石矶一役后才暂时做回“叔侄”。
评价不高的本质原因就是北宋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中最积弱困顿的,而南宋事实只是个中国范围内割据势力,现代世界学术界修宋时期通史基本也以把南宋、辽、西夏(党项)、金作为“中国”并述了。本身它们和汉唐乃至明清可比性都不足,自然也不可能给予过高的评价。
好吧。说两句。
根据题主的描述,这个题目中所谓的“教科书”,大概是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老实说,这本书我没看过,所以刚才就下载来看了一下。前言是这么说的
《中国史纲要》一书,是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委托翦伯赞同志主编,作为高校文科中国通史教材之用的。
后边还有一句“第三册 五代十国宋辽金部分:邓广铭 元明清部分:许大龄”。也就是说,这本书宋辽金这部分,其实是新中国宋史学界一代目邓广铭编写的。
然后我就大概翻了一下这部分,恕我直言,我发现本书编者对这个时期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评价并不低,以下引用原文:
“北宋农民对国家负担的课税是相当繁重的,但和晚唐以前按丁口交纳租庸调相比,计亩纳税的办法总是稍好一些。“杂变之赋”也是极其沉重的,但名目和数量在大体上已经固定下来,和五代十国期内的随时随地都会增加无定名无定量的税捐相比,也要轻一些。”
“在北宋,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较前代加多了,矿冶、制瓷、丝织和造纸等手工业部门的发展都十分显著”
“在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北宋的商业也比较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
从这些字里行间,我只能得出邓老认为北宋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比前朝有较大发展的结论。这算“评价一般”吗,不算吧。
答主所耿耿于怀的,大概是宋代中期庆历新政前与王安石变法前以及变法失败后的一些描述。是不是如下一些呢?
宋仁宗庆历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北宋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包括宋仁宗在内,感觉到,若不采取措施,缓和这些矛盾,北宋的统治便岌岌可危....
“庆历新政是失败了,严重的阶级矛盾并未稍得缓和”
宋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年)逝世,其子哲宗继位,时尚不满十岁,朝政完全取决于他的祖母高氏。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于皇亲贵戚的特权也作了种种限制,高氏当时对此就有很大的反感,时常向宋神宗提出反对新法的意见。哲宗即位后,她大权在握,便首先起用守旧派的首脑司马光为宰相,由他主持废除新法的事。司马光当政以后,一切都要还原到神宗即位以前的老样子。甚至象熙宁年间为了对西夏完成军事包围形势而建立的熙河兰会路,元丰年间在延州和庆州外围所建立的一些军事堡垒,司马光也要拱手送与西夏。他说:这样做,可以免致“激令西夏愤怒”,免致西夏“兴兵犯塞”,可以换取双方三数年间的“无事”。司马光一意要把全部新法废罢的时候,在守旧派中,只有刘挚、王岩叟和刘安世等人是完全赞成的;另外的很多人,认为新法的某些部分还是应当继续施行下去的。例如范纯仁不主张废除青苗法,苏轼苏辙等人不主张废除免役法。为了役法问题,苏轼等人还曾与司马光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经司马光把全部新法废罢之后,新法的存废问题已不容再有争论,当时的守旧派便为了争夺政治地位而互相进行人事倾轧,形成了朔、蜀、洛三党。
邓老的屁股完全坐在在这两次变法的改革派那里,把反对改革的那些人,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说得一无是处。比如庆历新政失败是因为“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中“每项新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触犯了豪绅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在每一种新法的推行过程当中,遂无例外地都遭受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到宋神宗逝世之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他们便极其颟顶卤莽地把新法全部废罢。”
《中国史纲要》首先是一部历史教科书,而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在教科书中不管编者愿意不愿意,他都有责任要把自己的观点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里还要补充一个事实,那就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经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站在今天的角度,列宁又不是历史学家,他随口一句话话和我们中国史学界有什么关系呢?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伟大的革命导师往往不经意一句话,却会如同金科玉律般代表着官方的意见: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必须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官方主编的历史教材中。(当然,其实在在二十世纪初王已经以正面形象出现了,这是题外话,题主有兴趣可以参看李华瑞主编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邓老在本书中的写的这些文字,既代表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体现了他使用阶级斗争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事件的史学水平。根据这种阶级斗争史观,两次变都法都是宋代阶级矛盾重重堆积的产物。变法的合理性来自变法前宋朝阶级矛盾的严重,以及变法失败后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重。王安石做为被钦定的“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既然其主导的变法合理性不容置疑,那么,当时的历史学家当然应该努力渲染宋仁宗与高后执政期间“不合理”喽。什么“仁宗盛治”、“元祐之治”当然不能提;反之,三冗两积等财政老问题和国防问题当然要极力渲染,而反应阶级矛盾深重的农民起义更是要大书特书(当然其中一些真实性就是另一回事了....),为其如此,逻辑才能自洽嘛。
平心而论,邓老在此书中对当时阶级矛盾的描写,在当时史学学界中,既不是最尖锐的,也不是最深刻的。宋史学界二代目漆侠,在他的成名作《王安石变法》中,就把王安石变法之前的时代毫不留情的写成“巨大农民战争的前夜”,把仁宗时代写成了马上就国将不国了。陈寅恪先生的高徒万绳南在一篇《谈王安石变法》的文章中,甚至把王变法的指导原则说成了和王小波一样的“均贫富”,王的变法代表了农民要求云云。侯外庐先生更从哲学的观点看到了与王氏新学与洛学的对立,具有深刻的阶级斗争意义等等等等。
相比来说,邓老的论述虽然必须符合政治正确,但写起来其实还是很有分寸的...
以上,就是题主读到的《中国史纲要》的写作背景。理解了这一层,题主大概就知道为什么北宋王朝的某些时间段会出现“教科书评价一般”的原因了。
这毕竟已经是五十多年前史学家的作品。史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他们观点,我们既不必奉之以圭臬,也不必弃之如敝履。以尊重和善意理解前辈,本着开放的心态取长补短,才是后辈应有的心态。
至于如今很多人对宋朝评价高或者低,那是另一个问题。比如在这个问题下,对于某些连历史常识都不具备的高票回答,我只能理解成作者可能发了某种癔症。这就是医学问题,不是历史学问题了。
包伟民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古代史下半部分讲到宋朝都忍不住叹息一声的王朝,黑历史太多了,关键是洗不白教科书已经很给大怂面子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现在”很多人对宋朝评价很高这个概念。
估计在买办阶级哪里大宋的评价很高吧。
那是一个买办阶级最好的时代。
皇帝就是最大的买办。
高票里正经回答问题的没几个,朝代粉朝代黑们纷纷跳出来狂欢了。
请朝代粉黑们先认清一个本质:
宋,跟其它朝代一样,只是一段历史时期,不是一个实体!
它本身不值得粉也不值得黑,你们粉/黑的是一团空气。下面的评论喋喋不休在黑宋的,请问你黑的是谁?有什么意义?
应该讨论的问题是:宋这个历史时期的人(群像)或事(标志性事件)或社会发展水平等等,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总体评价?
而不是——“大宋真TM怂啊,就会给人叫爸爸。”请问宋是一个人么?他会怂吗?会给人叫爸爸么?你可以说某个时期的宋政府比较怂,至少要靠谱一些。
在朝代粉黑的眼里,历史的画风是这样的——
把历史按照改朝换代的节点直接以一刀切的方式割裂开来并加以拟人化,仿佛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是一个国家民族(并且要把整个国家民族想象成一个人),之后就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国家民族(想象成另外一个人),这样看问题当然比较省脑子了。可惜一是割裂了本来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二是把某段时期的所有人与事都简单化为一家一姓之事。中华民族各个阶段的历史其实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唐对武人的制约不力直接导致了宋对武人的严格制约,明又因为宋的教训,不敢提议和不敢提迁都,不能和不能跑不能降,最后只能自杀。大家都是在学习前面的教训,却又不免落入其它困境,中国历史的借鉴作用不就珍贵在这里么?
历朝历代所犯的错误都是我们民族的教训,历朝历代的历史功绩,也都是我们民族的资本。
该犯的错误早晚会犯,可能这个错误正好出现在唐朝,那个错误正好赶上了宋朝了。该有的进步也早晚会有,可能这个进步正好在汉朝发生了,那个又正好在明朝发生了。
厚此薄彼的朝代粉朝代黑有意思么?历史难道全部由帝王将相创造的?帝王将相在大势面前也只能是顺应者或螳臂当车而已。
人的命运由什么决定?遗传+环境。又可以说是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
历史怎么发展?也是差不多的,文化传承+天下大势。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
读史读成朝代粉朝代黑,真是浪费了古人心血。
上个相声段子——
甲:《三国演义》里面谁的能耐大?
乙:关羽呀。
甲:关羽有什么能耐?
乙: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
甲:关羽这么大能耐,为什么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儿仨打不过吕布一个人呢?
乙:那吕布的能耐大。
甲:吕布有什么能耐?
乙:好嘛,“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
甲:吕布能耐大,在白门楼怎么让曹操给杀死啦?
乙:那曹操的能耐大。
甲:曹操有什么能耐?
乙: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可称一世之雄。
甲:曹操这么大能耐,差点叫周瑜给逮着。
乙:那周瑜的能耐大。
甲:周瑜在柴桑口叫孔明给气死了。
乙:那孔明的能耐大。
甲:孔明六出祁山都没赢司马懿。
乙:那……你的能耐大。
朝代粉朝代黑就是上面这种见识,史观如同一团浆糊,看不清任何东西,看到什么都放在一起比,全然不顾有没有可比性。
具体到宋黑和宋粉:黑宋的无非就是盯着疆域、外战、岁币、靖康耻、对外族称臣说事;粉宋的无非就是宋的经济、文化成就,文明政治,内患较少,似乎更有人情味。
其实被黑的点不全是黑点,也不全是宋的过错;被粉的点不全是粉点,也不全是宋的功劳。甚至应该说,宋本身既无过错也无功劳,它只是中国历史上国号为宋的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家一姓之事。黑宋属于无的放矢,黑赵还有得说。
另外还要好好吐槽一下只知道盯着疆域、岁币说事的人。拿我朝举例,我朝疆域不如大清更不如大元,但比它们差?当年敢怒挑美帝,现在还要给根本不听话的小弟朝鲜“经济援助”,难道是怕区区朝鲜?国际政治,并不是只知道喊打喊杀的键盘侠能懂,可惜这些人往往读了区区几页书就觉得自己可以嘲笑古人了,全然不顾自己的见识和水平可能连自己最看不起的古人都不如。
以下为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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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别的,知乎低龄化和低级趣味化越来越明显。朝代粉朝代黑市场前景广阔,正经说事的人越来越少。好几个高票拿出叫爸爸图枉顾事实在这里抖机灵。
宋外战低迷是不假、靖康耻也确实是奇耻大辱。
不过靖康耻的问题所有人都喷错了方向。历代都有亡国之君,何以只有北宋的亡国如此悲惨?这特么难道不应该说那时的女真人野蛮变态么?南宋也是被外敌灭亡的,就没有这等命运,难道证明北宋比南宋还差?靖康耻不过就是亡国之时不巧碰到了虐待狂而已,要喷也是该喷当时的女真贵族吧?当时的女真简直就是野蛮生长的典型,崛起速度开挂,文明完全跟不上,连吃的东西还很原始,拿出最好的食品(肉盘子)招待宋使,宋使看了都直恶心。
女真贵族当时政治上如同弱智一般,如若不是他们如此倒行逆施,这块土地早早就消化了,立个傀儡也能立得住。正因为他们如此野蛮,无论是张邦昌还是刘豫,都不可能得民心,因为他们是跟当时野蛮变态的女真贵族合作的,代表的是野蛮变态!岳飞能够经常结连河朔义士,在敌后大搞统一战线,都是当初女真那些二缺的野蛮行为造的孽。
这种叫爸爸图在朝代粉朝代黑的自留地里狂欢就好了,知乎至于如此低级趣味么?将来误导小朋友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哪只眼睛看见宋对契丹、西夏、交趾叫爸爸了?宋只对女真称臣过,这是事实。契丹以宋为兄,西夏交趾是对宋称臣的,除了这些之外,朝鲜也是对宋称臣的,西域地区的国王也称宋朝皇帝为“阿舅大官家”。
(评论区有人提醒叫爸爸是被打得叫爸爸的意思,那就更说不过去了,首先宋与交趾虽然也曾有战事不利的时候,但从未有足以影响局势的失败,不至于叫爸爸;而且宋也曾对契丹、西夏、女真取得过很大的胜利,如此说来,他们也得反过来对宋叫爸爸了)
至于送钱或者用其它方式对外敌陪笑脸,汉唐在这方面难道就没黑点?唐代为了平定内部叛乱引狼入室值得夸耀?没有批评和比烂的意思,只是想说,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朝代是因循相续的,朝代粉朝代黑都是中二的。
中原王朝历代相循,对外政策也是在不断摸索中,只不过宋的外交败笔(海上之盟)造成严重后果显得犹为狼狈罢了。宋代对外政策就是不学汉唐搞和亲了,也并不十分崇尚武力解决一切纷争,如果有能拿钱摆平的事就不吝啬拿钱,因为这总比在战争中消耗要少得多,而且还不死人。这种以金钱代替战争的思路可以直接追溯到宋太祖,他曾建封桩库来攒钱,初衷是两手准备——能把幽云十六州买回来就买回来,契丹不卖的话就充作军费给抢回来。和平赎买为先,武力解决在后。先礼后兵,这其实是文明的标志。赎买至少花钱有数,打仗花起钱来是没数的,并且还要搭上人命、人力、物力,宋代刚刚立国,五代的中原地区元气大伤,轻易不瞎折腾。
之后的澶渊之盟虽然有把一手好牌打烂的嫌疑,但其绝对是有进步意义的,可以说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划时代标志,开拓了一种全新的与对手相处的方式,这样就可以不用像以前那样只有你死我活,而是开发出了一条可以共存的途径。这里不是夸当时的宋政府多么英明,而是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很大,宋真宗急于讲和明显是乱了方寸,有败笔,可为后世鉴。就岁币而言,很多人认为完全可以不给岁币,反正当时又不是打不过契丹。但换个思路想想,以契丹的经济,不靠岁币,盟约能保持几年?
现在我国连一个小弟朝鲜都要给“经济援助”,不就是用这个当筹码来压制他们不要搞事、破坏区域平衡吗?
我们怕朝鲜吗?可以说既不怕也怕。区区弹丸之地,穷得叮当响,盟国基本没有,有何可惧?但是他们如果真的搞事,在我们的地头,我们就得平事,能用钱解决的事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事,可惜有的时候钱也解决不了。人家天天玩炮仗,烟就能飘到你家,你怕不怕?他越穷你反而越怕。
所以也不要一提岁币就跟屈辱挂钩,还要看性质。给契丹和西夏的岁币和给女真的岁贡可不一样,给女真的岁贡那是给人当孙子,是不得不给。给契丹、西夏的钱是要稳住他们想搞事的不安分的心,没别的道理,就因为你有钱,越有钱才越在乎生活,没钱的可以随时跟你拼命,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想想汉武帝为了彻底neng死匈奴,穷兵黩武,可以说既花掉了前几朝的积蓄,又预支了后几代的福祉,晚年意识到了错误,下轮台罪己诏。打仗,从来都是打的人和钱啊。
能尽可能用政治、经济、外交等解决争端的途径代替军事,显然更贴近现代文明,只不过习惯于花钱平事,疏忽了自身实力的保持,最后都无法做到自保,这显然就是把一个其实更先进更文明的理念执行歪了,当然是不可取的。
我不明白,作为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人,仍然认为谁不服就neng死谁才是最佳的对外政策。并扯出汉唐大旗。可惜汉唐也并非如此单细胞,某些时候也是要伏低做小的。
现在是文明社会了,你觉得领导人们会想着怎么neng死美国封国会山传川普首级于四方么?连neng死朝鲜传金三胖首级的想法都没有吧?文明社会的国际秩序正是不断摸索建立起来的。汉唐在其中某一时期的外战辉煌确实很提气,可以在人们纠结于王道、忘记还有霸道这条路的时候给人们提个醒,但不分时间场合天天意淫这个是伤身体的。
宋代海上之盟的外交败笔给当时的人带来无穷灾难,但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教训。宋代的对外政策也是中华文明对外政策的摸索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可以说两宋是中国对外政策集中摸索的试验田——
有大体成功的澶渊之盟,
有彻底失败的海上之盟,
有可以一战却选择屈辱的绍兴和议,
有战而不力导致的隆兴和议,
有不可战而强战导致的嘉定和议,
也有逼不得已的联蒙灭金。
而这其中哪一次外交尝试都并不是一个宋能概括的,更不是某一个宋人(即使是皇帝)的个人意愿,而是形势、人心、斗争的产物。比如澶渊之盟是真宗政府主战派和主和派相互妥协的产物;绍兴和议就是主和派打压了主站派之后的产物。
无论是汉、唐、宋、明,都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亿万人;都不是一件事,而是好几百年的所有事。一个个口口声声读史的连这个基本的道理都没搞清楚,还玩朝代粉朝代黑的垃圾史观,并且占领知乎大行其道,真真是醉了!
宋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多人好多事组成的一个朝代。你若把“宋”直接等同于“赵”,那麻烦你直接说“赵”。
好好说话很简单,你要喷海上之盟,就喷徽宗政府;要喷靖康耻,就喷钦宗政府。你非要拿这些事来喷整个宋,以宗泽、岳飞、文天祥为代表的千千万中华民族的脊梁都被你一块喷了,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名字叫“宋人”,我为此不服!
现在老外如果拿鸦片战争时期的烟鬼们来代表你所有中国人,试问你服气?
再比如有人说——中国人就是窝囊,让一个区区小日本占了那么大片地方,还出了那么多汉奸伪军,那些抗日的英雄做出的努力就这样被人无视,然后给你画一个给日本人叫爸爸的图来讽刺你,你做何感想?
无论汉唐宋明都是中华民族的不同阶段而已,我们的祖先在这些朝代都生活过。朝代粉和朝代黑好好想想吧。
出处见水印幸好我看了眼问题描述,不然也被这些高赞答主带坑里了。
怎么说呢,明明是一道水平很高的题,愣是被一群人答出了乡村杀马特的味道。
一群人挫宋挫宋地骂,压根没看清题主的问题:【发现教科书上三冗两积,改革一直不成功的宋朝有很多人觉得它很不错,然后一笔带过的仁宗时期,其实是有一个仁宗盛治,然后看了教科书以后觉得很乱的哲宗时期,其实是元佑之治,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题翻译成白话文差不多就是:
为什么网络上所谓的【仁宗盛治】,到了“教科书”上却变成了【三冗两积】?
为什么宋朝人口中的【元佑之治】,在近现代史学界几乎绝口不提?
@樱飘珞珈 童鞋发了一堆地图说清楚了这个问题了吗?
@关毛 您和了半天稀泥,其实不还等于没说?
至于 @河chjy蟹2号 以下我只能说你们一个个,书读得不多,脾气倒是不小。还口口声声“生于不义死于耻辱”,题都没审对就想装逼,也是醉得不行。
不夸张地说,题主这个问题涉及到两宋至今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七八百年的血雨腥风和恩怨情仇。这么难得的好题,全让你们答瞎了!
回到问题本身,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从头说起,一般认为【三冗】出自宋人自述,也就是大臣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判主要开始于北宋中期,也就是宋仁宗时代。题主有兴趣可以去翻翻《长编》,欧阳修在庆历年间写了不少“北宋药丸”的奏章,有些话比三冗还要难听得多。但是欧阳修、范仲淹他们叫嚣大宋药丸显然不是要跳船走人,而是要指出问题解决问题。所以说【三冗】虽然是一个长期困扰两宋的体制问题,但不代表没有受到过重视,事实上士大夫们也的确想出了一些方法缓解了矛盾。
以【冗兵】为例,具体的军事改革可以写好几千字,这里只列数据,问题是不是逐步缓解一看便知:
到宋真宗末期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共有军队九十一万二千人, 而禁兵马、步军为四十三万二千人,禁兵人数虽比宋太宗末期增七万四千人,却比宋真宗初期大约减少七、八万人至十万人。
。。。
宋仁宗即位,陆续增兵百馀指挥。。。。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共有军队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而禁兵马、步军为八十二万六千人。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据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说,宋朝有禁兵为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厢兵为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主人,共计一百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这个数字实际上也应反映宋仁宗末期的兵力削减情况。宋英宗在位时,又裁减一些兵力,最后共有军队一百十六万二千人,其中禁兵马、步军为六十六万三千人。
宋神宗曾感叹说:“置厢军五十馀万,皆以当直、迎送官人占使。” 他下令裁并厢兵番号和人数,除教阅厢兵升为禁兵外,“总天下厢兵马步指挥凡八百四十,共为兵凡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经过撤销番号,缩编指挥和裁汰冗兵后,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禁兵数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比宋英宗时减少近十万人,元丰年间,禁兵数又增至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 由于当时将教阅厢兵二百五十一指挥升为禁兵,故禁兵数实际上仍是继续减少的。
——(【转载+补完】宋朝军制初探(增订版)_宋朝吧_百度贴吧)
【三冗】按下不表,说说【两积】。
这事得先给个干货:
本朝人应当最了解本朝的历史,然而细查“积贫积弱”之说,宋代就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即使在宋仁宗、神宗变法之时,范仲淹、王安石等变法派为了说服君主,支持改革,尽量罗列各种问题,甚至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人说“积贫积弱”。再查《四库全书》中的元、明人书,都没有人提过“积贫积弱”四字。
分而言之,“积贫”二字,宋代亦无人说。“积弱”之说,北宋未见,到南宋后期,端平元年(1234)和二年,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先后提到过国势“积弱”,但真德秀又认为强弱是可以改变的,说:绍兴初宋比金弱,经过韩世忠、岳飞等人奋战,变强了。[1]吕中、林駉等人则指仁、英之际[2]。至于单说“弱”者,颇有一些,如南宋叶适说:“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及元昊始叛,……形势大曲,而天下皆悟其为弱证矣。”[3]这“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的说法,未免太言过其实了,难道割地建国、十年而亡的石晋也比宋朝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高的调子下,他也没有提“积贫积弱”四字。
清初,王夫之《宋论》卷6中说:“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既以是弱矣”,“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他在全书中只有论宋仁宗时说到“积弱”二字,而且断然否定“积贫”之说。
“积贫积弱”说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最早是谁于何时提出的,目前尚难断定,但从影响今人看法的著作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比较早的书,大概就数1939年出版的钱穆《国史大纲》了,其中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对宋代“积贫”和“积弱”,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到1963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3册云:“宋神宗……将……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已将“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提了出来。他们作为很有权威的教科书,影响极大,不仅为学者所宗,也深深扎根于学生的脑海中,从而对宋史产生极大的误解,以为宋代真的贫穷落后得不得了。
( 【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北宋吧】_百度贴吧)
没错!【两积】的论点应该是在民国学者那里成型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民国大湿们觉得宋朝“积贫积弱”?因为地图小吗?因为靖康耻吗?
说实话,就凭建国不到三十年被日本从北京推到重庆,十几年后转进台湾的民国。也不知道谁鄙视谁呢。
那么民国大湿们为啥要闲的没事来黑一波宋捏?理由四个字就能概括:程朱理学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思想界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程朱理学这团火已经传不下去了。过了气的思想下场如何?自然得大张旗鼓批判一番,踩上一万只脚。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敌人是程朱理学,朋友是谁?
自然是:著《百年无事札子》之人、变法的倡导者、新学的领路人、负三十年之盛名者、玉带的穿戴者、换符者、半山的居住者、原谅江南河岸之人的王安石啦。
有兴趣的自己去了解,这里给各位看一段漆侠(不认识这位先生的自己去百度)说梁启超的:
(对资产阶级历史学中有关王安石变法研究种种谬论的批判【北宋吧】_百度贴吧)
(【图片】【链接总汇】漆侠著《王安石变法》【北宋吧】_百度贴吧)
这里补充一些豆知识:
王安石变法的同时,积极推进自己的学术理论,把新学拱到了官学的地位。北宋灭亡前的东京的民谣里十不管里一句【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便是指新党在党争中失败后,新学的官学地位也遭到殃及。
到了宋高宗执政时,新学终于被从官学的地位上给拱了下来。(宋高宗对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否定http://tieba.baidu.com/p/2974417839)
之后可说是墙倒众人推,朱熹以下的理学派对自己的学术对头自然没什么好话,王安石的历史评价也一再下滑,到了明清王安石的风评已经与奸臣无异。(朱熹论王安石
http://tieba.baidu.com/p/3452253499)(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基本说道这一步,聪明点的人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
所谓“穷则变”,不强调宋仁宗宋英宗时期的【穷】,怎么体现王安石的【变】?所以去tmd【仁宗盛治】!宋朝人自己都说了!大宋药丸!不变法能行?至于南宋,那更是深受理学荼毒,不是药丸,那是乙烷了!
唯独我著《百年无事札子》之人、变法的倡导者、新学的领路人、负三十年之盛名者、玉带的穿戴者、换符者、半山的居住者、原谅江南河岸之人的王安石时代,宋朝人民才是见了青天啊!
那么民国大湿们这种观点对吗?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大湿们整个推导过程完全就是八个字来概括:以今度古,想当然尔。漆侠说他们是“为资本主义的永恒存在找依据”真不是冤枉了他们。
所以到了当代,对王安石变法乃至于整个宋史研究有了全新的解读。但是这个【全新】指的是推导过程而非结论本身。也就是说,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意义,当代史学界大部分是肯定的,对于宋朝总体“积贫积弱”的论断也是基本同意的。这当然不是因为学术界走资,而是因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下,地主阶级都是压迫人民的反动派走狗,这群货色有什么必要洗白?!
所以当代历史著作(这一点在宋史学界尤盛)中,鲜有什么给【仁宗盛治】【元佑之治】涂脂抹粉的。
贪污的、卖国的必须批判,护国的、安邦的必须表扬。
就事论事,实事求是才是唯物主义的根本。
北宋中叶药丸了吗?还不至于,但的确不妙。
王安石变法是对是错?有积极意义。不管王安石做的对还是错,司马光反正做的不对。
【仁宗盛治】【元佑之治】怎么样?哈?给皇帝歌功颂德?哪有那闲工夫!
书点校完了吗?
官制搞清了吗?
史料辨伪了吗?
金石碑刻解读了吗?
至于网络上怎么说?
袁腾飞高晓松怎么说?
这个问题下某些热衷于朝代斗兽的答主们怎么说?
我送他们一句话:
谅腐草之荧光,怎及天心之皓月?
谢 @林允儿 邀请,终于有人在宋史相关话题邀请我了,老泪纵横啊。。。
其实如果单单是讨论对宋代的评价问题,我在许存道:真正的历史研究者怎么看待朝代吹和黑?这个回答里已经把很多宋史大家的观点整理出来了,尤其是邓小南先生的论述,虽然是评论中外学者治学取向之差异,但是觉得应该能解题主之惑。
解惑之事已毕,现在我就针对题主的一些不是很恰当的观点进行批评了。首先,题主强调所谓元祐之治真是笑死窝老。下面窝老就简单从政治,军事两个维度考察一下题主大肆吹捧的元祐之治到底是什么成色(至于最最重要的经济方面,我的了解不够,最近也没有对元祐时期经济了解的欲望,所以只能顺道提提)。
先看军事,对夏搞战略收缩甚至退让是旧党士大夫一贯的思路,具体首倡议和的大概是范纯仁,他在元丰八年颇有一番言论,摘录于下
范纯仁在庆州屡言边事,其初言:「伏见夏国差人诣阙,多日未见放回。近日探到贼中事宜,渐却添屯兵马,必是发情疑阻,却欲别生边患。伏望圣慈以陕西生灵之故,稍从其欲,使复常贡。庶几可以罢兵,俾华夏得复见太平,则陛下好生之德洽于生灵,祖宗社稷享万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赐尔。臣尝读后汉光武报臧宫、马武诏书,良有深诫。臣恐陛下欲闻,谨录缴进,惟圣心採择。」
然后宋廷内部就展开了一场关于弃地的大辩论
终于,元祐更化的总设计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倚为柱石的司马光和硕果仅存的元老重臣文彦博一锤定音:许归夏人侵地,乃降诏答之。大略言:「前后用兵以来,其因而所得城寨,彼此各不曾交还。今来所请,不惟前例甚明,理难顿改;兼访在朝之论,皆谓义不可从。然朕独以永乐之师,陷没者众,每一念此,常用恻然。汝傥能尽以见存汉人送归中国,复修贡职,事上益恭,仍戢边酋【一七】,无犯疆塞,则朕必释然,于尺寸之地,复何顾惜。当议特降指挥,据用兵以来所得地土,除元系中国旧寨及顺汉西蕃境土外,馀委边臣商量,随宜分画给赐。」
但是宋人的和议举动并未得到夏人的积极回应。
终于到了元祐六年,此年西夏屡屡进犯,原先力主和议的鄜延路经略安抚使范纯粹(首倡和议的范纯仁之弟)都忍无可忍:“夏國今年之內,大兵三舉,猖狂已甚”。在随后的一份奏疏中更是希望朝廷放弃对夏和议的政策:“”朝廷之所以御夏人处边画者,莫非以礼义为本,以恩信为先。虽彼屡肆跳梁,边民被害,而一切容贷,期于息兵。然六七年间,戍边之卒未尝减损,金穀之费未尝省羡,备御之计未尝简弛,彼乃愈益猖狂,边患滋甚,固宜朝廷之改图也。”
至此,元祐士大夫们的领袖——范纯仁,苏辙,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力主的和议政策实际上宣告破产。
政治方面,我想以吕中在《皇宋大事记讲义》里的一段话作为论述的开头。
尝谓自古朋党多矣,未有若元祐之党为难辨也。盖以小人而攻君子,此其党易辨也;以君子而攻小人,此其党亦易辨也。惟以君子而攻君子,则辨之也难。且我朝寇、丁之党,为寇者皆君子,为丁者皆小人;吕、范之党,为范者皆君子,为吕者皆小人,其在一时虽未易辨也,详观而熟察之,亦不难辨也。而元祐之所谓党者何人哉?程曰洛党,苏曰蜀竞,而刘曰朔党,彼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轧,此小人得以有辞于君子也。程明道谓『新法之行,吾党有过。』愚谓绍圣之祸,吾党亦有过。然熙宁君子之过小,元祐君子之过大。熙宁之争新法犹出于公,元祐之自为党皆出于私也。
泛而言之,元祐士大夫之间的结党营私,互相斗争甚至给后世的士大夫带来了价值判断上的困难:毕竟作为最讲君子小人之辩的宋人,在评判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中划分“君子”“小人”,然后一致对“小人”之朋党口诛笔伐是常态。但是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钦定(宋高宗“朕最爱元祐”)和现实因素(元祐士大夫们的后代和门人还有很多活跃在南宋的政治舞台上),实际上并不能在元祐士大夫中间划分朋党评析好坏。
在司马光死后,原来同心同德团结在司马光周围废除新法贬斥新党的元祐士大夫就因为一件小事出现了分歧。
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程颐言:“子于是曰,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却不言歌则不哭。”。苏轼遂戏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之后苏轼的朋党和程颐的门人互相攻击,苏轼甚至论奏程颐为五鬼之首(宋代上次有这个称号是宋人公认的奸邪王钦若,由此可以一见苏轼用词之剧烈),侍御史王觌评价这次党争,“苏轼、程颐向缘小恶,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相亲善之人,亦为之更相诋讦以求胜,势若决不两立者。”,党争愈演愈烈,最后这两人被务求安静的元祐士大夫所排斥,先后灰溜溜的自请出外。但是爱惹是生非的苏轼等人退出朝廷并不意味着党争的消弭。范纯仁等温和派也被排斥,宋廷实际上落入刘挚,吕大防等人的掌握。
在绍述前夜的元祐五年宋廷爆发了“调停”风波,围绕着所谓新党中人,神宗“的延安府笺记旧臣”邓温伯的去留,实际上和吕大防主持政务的门下侍郎刘挚求罢,自述的求罢理由中,刘挚写道
元佑政事,更首尾者零落无几,独吾与微仲(吕大防)在,余者后至,远者才一年尔。虽不见其大异,然不得谓之趣向同也。或漠然两可,或深藏其意,为不可测。或以异意阴入其害,公肆诋諆。挚近因中司一章论政有云:“愿戒大臣,共敦此义,勿谓不预改更之事,遂怀同异之心。”於是所谓后至者皆不乐,不乐则意不得不生矣。故政论不一,阴相向背为朋,而吕相亦自都司吏额事后,於吾有疑心。夫共政事者六人,而有异志;同利害者才二人,而有疑心。则岂独孤立之不易,实惧国事之有病也。古人有安国之志、全身之智者,多引避之,此可去二也。
刘挚言锋所及,有异志的“共政事者”大抵是指力主此事的中书侍郎傅尧俞,态度暧昧的同知枢密院韩忠彦,对熙丰故事颇为热心的尚书右丞许将,以及冷眼旁观明哲保身的尚书左丞苏颂,而实际上和刘挚同掌朝政的"同利害者"吕大防态度也捉摸不定。司马光在元祐更化后确立的政治秩序行将崩溃,而司马光在政治路线上的继承者刘挚也不能力挽狂澜,就等如杨畏这种善于追随政治风向的投机者的临门一脚了。
军事基本是用的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政治方面则是参考了方诚峰的《北宋晚期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第一次这么用心写答案,虽然主要是读书笔记,但是还是厚颜无耻地求赞。。。
少看吴钩这个宋吹的书。
这就是个跟袁腾飞沆瀣一气的家伙
我就提一个人,杜充,宋朝洗不白的!北宋的时候我的老家还处于两国边境上,今天你登场,明天他登台,百姓生活毫无安全感。南宋的时候老家干脆就成了人家金人的地盘,汉人从主人变成了奴仆,整整三百多年,老家所处之地再无汉人尊严,战争、不安与屈辱并存,真是不堪回首。想我汉唐明之时,何时有此屈辱?就这样的怂包还想让我夸奖一番,简直荒谬!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读书人地位很高,胡作非为也不会有性命之忧。在中国当下的国情下,所谓的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不断鼓吹宋朝好,而枉顾宋朝普通百姓苦不堪言的事实。还嫌评价低啊?
真要把挫宋的丑事都写上教科书,其结果必然是严重影响近代国耻教育的效果。。。。。
评价高的都是那群所谓的文人。历朝历代能够在皇帝面前说出君与士大夫共天下有几个?论对文官的优容有哪个朝代能够超过宋朝?苏轼的乌台诗案,搁在明清估计浪头都打不起来,结果在了宋朝就成了天大的事情。因为苏轼是文官,是科举出身,是文豪。
但是宋朝搁在中国历史上简直是耻辱啊!跟蛮夷称兄道弟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够找回场子你还是爷。结果只有我大宋不但没有找回场子,最后还玩脱了变成了对蛮夷称臣。可去你麻辣隔壁吧,我打遍四方的汉人表示丢不起这个人。
更恶心的是大宋连特么河西走廊都没有拿下来,简直是耻辱。